木木：木有书读

她有3000万资产吗？

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名誉侵权，标的高达3000万。看的我心惊肉跳，原告居然通过法院把两记者的房子，银行帐号也给保全了。

这事很邪门。不去说两记者的报道是否属实，也不去说该报道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单就从诉讼的法律关系和程序来看，富士康“好象”有这个权利去做，深圳法院也无明显违反法律之处。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一篇新闻报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报道的写作者和刊发的媒体是要负连带责任的。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公司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有损该公司名誉的话，它确实是可以把《第一财经日报》和相关记者告上法庭的。吊诡的是，富士康公司并没有象以往我们所接触的案例那样，只把报社列为报告，或者，把报社当作第一报告，记者作为第二被告，而是极其罕见地只是把记者告上了法庭。（通常的思维是，既然是为了钱，那就应该找报社，报社有钱，也跑不掉。）

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法学家认为，记者的行为只是某种职务行为，不该让其个人承担责任。这仅仅是学理上的一种解释，而且，此种“职务行为”依据目前我国的法律，不能做为对富士康的抗辩理由，而只能用于记者“事后”对报社追索自己损失的理由。

即使在国外，譬如美国，在此种情况下，记者也是有可能被当作被告告上法庭的。因为对于原告（被侵权人）来说，他是很难知道，写文章的人，究竟是报社的人，还是一般的写作者。而且，从权利对等原则来说，无论是记者，还是其他作者，既然享有著作权，那么就应该承担该文章所带来的法律责任。

这个案子真正吓人的地方是诉讼标的太高了，3000万，还只是一个名誉案子。我相信，富士康也一定已经向法院提供了为什么是3000万的解释和依据。如果这个案子不是3000万，而是3万，3千，我想是不至于会如此轰动，更不会让很多记者朋友们觉得，“这是中国记者的生存保卫战”。

法律，终究讲的是普遍的道理。一个法律事件的发生，如果让大家都觉得震惊了，都觉得这事情太离谱了，那么，很简单，要么是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要么是有人在瞎搞。

那么，这个案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觉得应该是在3000万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恶意诉讼的动机。即，原告富士康应该知道对于两名中国普通记者来说——而并非《第一财经日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3000万的财产来面对这一个诉讼。换句话说，即使记者的报道确实构成了侵权，富士康也是不可能拿到3000万的。这种“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在常识的背后，富士康存在着明显的“故意的”非难。此种行为不但浪费着我国的司法资源，扰乱着司法的正常秩序，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损害着人们对法律的信心。

有很多记者就此呼吁，赶快抓紧出台《新闻法》。《新闻法》确实该立，而我觉得如何从法律上对“恶意诉讼”进行明确约束，也是刻不容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这个案子富士康输了，两记者的所有诉讼费，包括巨大的律师费用都能有富士康公司承担。富士康未必敢开3000万。它现在之所以能这样牛逼哄哄，无非也就是仗老子钱多，不打白不打，输了也没关系，拖也要把你拖死。这就是典型的“恶意诉讼”的心理，俗称“泼皮行径”。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又确实不那么健全，深圳的法院就应该好好把关了。

------------------
另补：我不知道现在的记者有没有单独的职业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公司倒是可以考虑开发这样一个新的保险品种的。今后万一文章写出问题了，让保险公司去帮着解决。保险费有报社缴纳，或者有记者协会统一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