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去世了，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他对中国的国防航天事业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然而，我们的宣传如果只是简单地机械地去标榜他的爱国精神和功劳业绩，最后极有可能把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学家“神化”了。像钱老这一代科学家，都经历过新旧二个中国，出过国，而后接受社会主义的洗礼，并不可避免地卷入文革的旋涡中，所以，历史的复杂性都会具体体现于他们个人的命运中。而关于钱学森的一些争议，还延续到了文革后对“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的争论，更显得其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复杂性。

看新闻，有媒体说传记作家叶永烈正在写《钱学森传》。叶作家说，“如今关于钱学森的所谓传记有七八种之多，其虚构程度令人咂舌，而且流传甚广。我要写一本真实的钱学森传，为他正本清源。” 叶作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钱学森并没有被授于中将军衔，二是，钱学森不是核武器专家，他是火箭专家。

为钱先生“正本清源”是好事，但仅有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写《钱学森传》，我想有三个节点是无法回避的，而且理当写好，能为历史检阅。

首先是钱学森回国的事情。钱学森为什么要回国，是怎么回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回国即爱国，但不回国也不见得就是不爱国”，同时尽量做到“不分析原因，不分析目的”，只根据史料说话，不要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其次是如何看待钱学森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某些表现。钱学森确实写过论证“亩产万斤”之类的可能性报告，并在“文革”期间批评过他人。这些都是《钱学森传》不该遗漏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就此大惊小怪。没有宽容是写不好历史的，活在那个激进的荒唐的年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悲剧。我们应该允许科学家有一些奇思乱想，而“大跃进”更非钱学森所能决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无论是留学回国的，还是本土培养的，只要是中国的，都很难在“面对一切公共事务的时候总能保持其理性”，这是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的爱，及传统文化中对“忠义”的要求，总是第一位的，首要的。钱学森如此，其他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没有人不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一个强大中国的即将崛起而感到激动，并由此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彻底膺伏。

最后，可能也是最难说清楚的是，钱先生晚年对所谓的“人体科学”“特异功能”和那些“气功大师”的兴趣和态度。我不懂自然科学，也不大了解钱先生的“科学观”，特别是“气功”问题最后发展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事情也就更说不清楚了。但我还是愿意从善意的角度去认为，和当年论证“大跃进”一样，钱先生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兴趣、激情和那些合理的奇思乱想，连同他的名望，都被人利用了。

可是，什么才叫不是利用呢？它包括这些年来我们围绕着钱先生做的那些文章和宣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