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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杨绛对待古人,对待那些所谓的经典,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这样的问题,谁都能用一个大道理来回答。可真要做到,却很难,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盲目崇拜,有没有独立批判的精神好象都无所谓,也不重要。二是因为我们太懒,不愿意去深究,即使想深究,也没那本事。
先来读一首诗吧:《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相信,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中国人应该都很熟悉这首诗,宋朝王安石的经典名作。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一个“绿”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遣词之妙,修辞之活,仿佛浓缩了中国古诗和汉语言的全部精华。而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自然也会告诉学生有关这个“绿”字背后的故事———写文章得多改,改到满意为止,王安石最初写这诗的时候,用的并不是“绿”字,而是“到”字,后来发现“到”字并不好,又改为“过”字,仍觉得不好,又改为“过”字,“入”字,“满”字等等,一改,改了十几稿,最后发觉“绿”字最好,形容词用作动词。(其实,古代汉语是不分什么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性划分一说,是现代汉语对外语的借鉴。)
读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先生是怎么注释这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
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宋诗选注》P77 三联书店2002《钱钟书集》)
钱钟书的刻薄是出了名的,但,真是这种让人感动的刻薄,质疑和清醒,才使得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和学术虽然一代不如一代,但终究最后尚存一口气的原因所在。而现在,钱钟书先生也已经去世了,这口尚存之气,在声势浩大的尊孔活动中,在套着“爱国主义”高帽的国学浪潮中,越发微薄了。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对王安石还算是客气的了,在另一本书《谈艺录》里,他是这样批评王安石的,“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
钱先生的意思无外乎一种文化需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这样的文化只能是死路一条。事实也是如此,宋诗不如唐诗,金人(外国人)笑之,明清两代则连宋诗都不如。再到现在,写旧诗的,只知道在那边玩弄文字游戏,犹如玩《小强填字》;写新诗的,要么在那里假抒情,“大海啊全是水,马儿啊四条腿”;要么就是空发议论,把诗歌当警句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或者,不知所云。至于整个文化和学术氛围,不要说“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了,剽窃,早已公然和泛滥。而在领导家和政治家们的口号里,所谓文化大国的梦想,无非也就是“梨花体”的
村
村
出
李
白
就算是死路一条,也不该如此啊,死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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