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周汝昌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完成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主要的焦点集中在选目上，哪些诗该选，哪些诗不该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居然没有入选。

这两首诗对于中国人来说，其熟悉的程度大概不会亚于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特别是《过零丁洋》中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被视为经典。但它们就是入不了钱钟书的法眼。钱钟书并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没有选这两首诗，从他写的序言来看，原因无外乎嫌比这两首诗集中了宋诗的毛病，“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充满了“道学”气，把诗当作散文（杂文）写。

钱钟书的胆量确实很大，但同时又很聪明，他运用了一段毛泽东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可就是这样，《宋诗选注》还是遭到了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当今的“红学”权威周汝昌，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著文直批钱钟书不爱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有趣的是，远在海外的胡适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同样对钱钟书提出了批评，但方向却是反的，他在给程靖宇的一封信里写道，“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 《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 ” 

面对两头批评，钱钟书自己的认识是，“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形象是昏暗的’，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示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这样的处境胡适可能无法体会，但周汝昌应该明白。钱钟书去世后，周汝昌开始了他的解释和道歉，但已经晚了，以至于成为了又一个被人不齿的话柄。

坚持没有选《正气歌》和《过零丁洋》的《宋诗选注》一版再版，早已被世人公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读本，和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品。它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离不开钱钟书的才华，更离不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的学术精神。五十年代的学术 空气和现在大不一样，即使放在现在，如果有媒体报道某版本中学语文教材删除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我想也会在网络上遭到铺天盖地的漫骂的。

要做到不为趋避，真的很难，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政府，还有大众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