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27 | 苏北人在上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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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任何关于“苏北人”或者其他“族群”的文章、言论，在当今中国都是敏感的，这种敏感可能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所谓的“民间”。你可以赞美或者鄙视“苏北人”“上海人”，但不要草率地以为，我也有同样或者相反的倾向。否则，我日。
本文所指的上海人，不包括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
本文所指的苏北人，除非在特定的语境下另有他意，否则，仅指那些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
一．
韩起澜（Emily Honig）在其书中，把苏北人定性为“族群”，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类型的群体，“苏北人”在上海确实是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一“族群”的构建最初却是基于“籍贯”而产生的，因而，它在社会冲突中所遭遇到的诸多不平等对待，虽然类似于在美国的黑人，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但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苏北人和一个上海人，他们的外型，国籍，种族，完全一样，能够直觉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的方言上有所不同。
《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位上海老太太，她一直生活在纽约，当她需要抱怨那些乘地铁的不文明的黑人或者波多黎各人时，便会把他们说成苏北人。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和这几年被争论不休的“河南人”也不同，河南毕竟是一个具体的省份，而苏北人的“苏北”却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地域概念，它即不是一个省，也不是一个县。每个上海人，包括每个苏北人，他们所理解的苏北，可能都不一样。譬如说，就很少有南通人认为自己是苏北人，而在上海，却有很多人认为南通也是苏北。因而，苏北，可能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理念，一个隐喻而存在，它所指向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由文化，语言，经济等所共同构造的一个概念，而这概念的内涵体系，正是苏北人由移民成为“族群”的特定属性。
河南人和苏北人的这种不同，直接的结果便是，河南人可以在河南政府的帮助下，争取自己的名誉和权益，苏北人却做不到，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苏北政府存在。而江苏省政府这几年，着力对“苏中”这一地域概念的宣传，或多或少有点类似于上海市政府前几年把“西宝兴路”靠北的一段，命名为“北宝兴路”，以减少“西宝兴路”作为死人火化场而顽固地留于人们心中的负面影响。
二．
生活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苏北人，一般不可能被别人称呼为“苏北人”，苏北人之所以成为苏北人，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上海。而苏北人这一个概念的最早产生，可能是由苏南人首先叫出来的。但苏南人对苏北人的界定，在意义上和上海人对苏北人的称呼，又有着不同。大量的苏北难民跑到苏南，苏南人基于对本地人利益的保护，命名这些难民为“苏北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上海，无论是苏北人还是上海人，他们都是移民，而在这些上海人中，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苏南人。
韩起澜把这些在上海的苏南人，以及宁波人绍兴人，甚至是广东人，定义为“江南精英集团”，并指出，所谓的苏北人，正是这些江南精英们所描绘和界定出来的。他们，和苏北人几乎同时来到了上海，但为了夺取作为上海“本地人”的这个地位，宣称上海是他们的上海，因此也就夸大了他们和苏北人的区别。
韩起澜认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工业化发展，是苏北人在上海成为一个特定族群的重要原因。“苏北人的历史不仅是上海穷困潦倒的下等人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的过程，结果和体现自身含义的历史。”
三．
苏北人由移民演变为族群的过程，充满了屈辱，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无论是西方殖民者，还是上海人，都在极力地使他们和他们的文化变得另类和边缘化，但同时又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反衬着上海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于某些江南精英来说，苏北人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洋人面前找到了一个中国落后的理由。
苏北人也有抵制和反抗，但效果并不好。虽然人数众多，但人心并不齐，就像前面说的，因为“苏北”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所以，反抗和抵制本身常常也是不团结的。而且，和强大的江南精英集团相比，他们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再加上本身是难民的心态，很快，也就承认了“苏北人”这一特殊标签的存在。他们想做的，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尽可能地把这标签从自己的身上拿掉，或者，去掩盖掉。
《苏北人在上海》中提到了几件事情，一是苏北同乡会难以维持的尴尬，一是1934年发生的由《闲话扬州》一书所引起的扬州人和其他苏北人的纷争。还有就是“江北汉奸”事件，虽然从大的角度看，是一次苏北人为了维护自己名誉的抗争，但也折射出苏北人中的知识分子对苏北人自己的不满意。“一个眼泪汪汪的江北人”在其传单中写道，“亲爱的富有同情心的苏北同胞们，我们早已意识到你们日常生活的性质，但是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请你们务必暂时忍受，我们以后会找到办法来帮助你们。你们不能只想到你们自己的狭隘利益。……觉醒吧！觉醒吧！”
所谓的“江北汉奸事件”是指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闸北区，外面谣传说，有很多苏北人在为日本人做事情。而事实上，主要帮日本人做事情的，却并非是苏北人，傀儡政府的首脑是一名说话口音很象苏北人的安徽人。这引起了苏北人的空前大团结，纷纷联合起来为遭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污蔑表示不满和悲哀。
这次事件，可以被认为，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正式存在的一个标志，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它出现于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但韩起澜作为一个外国人，却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族群的身份竟是在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时期被打造出来的。人们本可以期望汉族大统一而不是汉族内部的隔阂。而且，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民族主义鲜有超越省内认同和忠诚的。……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超越族群认同，倒可能提供了族群认同公开展示的场合。而且，族群认同的形成，很可能有助于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人不安的创伤性事件以结构和意义。”
（待续）
本文所指的上海人，不包括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
本文所指的苏北人，除非在特定的语境下另有他意，否则，仅指那些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
一．
韩起澜（Emily Honig）在其书中，把苏北人定性为“族群”，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类型的群体，“苏北人”在上海确实是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一“族群”的构建最初却是基于“籍贯”而产生的，因而，它在社会冲突中所遭遇到的诸多不平等对待，虽然类似于在美国的黑人，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但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苏北人和一个上海人，他们的外型，国籍，种族，完全一样，能够直觉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的方言上有所不同。
《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位上海老太太，她一直生活在纽约，当她需要抱怨那些乘地铁的不文明的黑人或者波多黎各人时，便会把他们说成苏北人。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和这几年被争论不休的“河南人”也不同，河南毕竟是一个具体的省份，而苏北人的“苏北”却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地域概念，它即不是一个省，也不是一个县。每个上海人，包括每个苏北人，他们所理解的苏北，可能都不一样。譬如说，就很少有南通人认为自己是苏北人，而在上海，却有很多人认为南通也是苏北。因而，苏北，可能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理念，一个隐喻而存在，它所指向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由文化，语言，经济等所共同构造的一个概念，而这概念的内涵体系，正是苏北人由移民成为“族群”的特定属性。
河南人和苏北人的这种不同，直接的结果便是，河南人可以在河南政府的帮助下，争取自己的名誉和权益，苏北人却做不到，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苏北政府存在。而江苏省政府这几年，着力对“苏中”这一地域概念的宣传，或多或少有点类似于上海市政府前几年把“西宝兴路”靠北的一段，命名为“北宝兴路”，以减少“西宝兴路”作为死人火化场而顽固地留于人们心中的负面影响。
二．
生活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苏北人，一般不可能被别人称呼为“苏北人”，苏北人之所以成为苏北人，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上海。而苏北人这一个概念的最早产生，可能是由苏南人首先叫出来的。但苏南人对苏北人的界定，在意义上和上海人对苏北人的称呼，又有着不同。大量的苏北难民跑到苏南，苏南人基于对本地人利益的保护，命名这些难民为“苏北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上海，无论是苏北人还是上海人，他们都是移民，而在这些上海人中，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苏南人。
韩起澜把这些在上海的苏南人，以及宁波人绍兴人，甚至是广东人，定义为“江南精英集团”，并指出，所谓的苏北人，正是这些江南精英们所描绘和界定出来的。他们，和苏北人几乎同时来到了上海，但为了夺取作为上海“本地人”的这个地位，宣称上海是他们的上海，因此也就夸大了他们和苏北人的区别。
韩起澜认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工业化发展，是苏北人在上海成为一个特定族群的重要原因。“苏北人的历史不仅是上海穷困潦倒的下等人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的过程，结果和体现自身含义的历史。”
三．
苏北人由移民演变为族群的过程，充满了屈辱，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无论是西方殖民者，还是上海人，都在极力地使他们和他们的文化变得另类和边缘化，但同时又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反衬着上海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于某些江南精英来说，苏北人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洋人面前找到了一个中国落后的理由。
苏北人也有抵制和反抗，但效果并不好。虽然人数众多，但人心并不齐，就像前面说的，因为“苏北”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所以，反抗和抵制本身常常也是不团结的。而且，和强大的江南精英集团相比，他们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再加上本身是难民的心态，很快，也就承认了“苏北人”这一特殊标签的存在。他们想做的，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尽可能地把这标签从自己的身上拿掉，或者，去掩盖掉。
《苏北人在上海》中提到了几件事情，一是苏北同乡会难以维持的尴尬，一是1934年发生的由《闲话扬州》一书所引起的扬州人和其他苏北人的纷争。还有就是“江北汉奸”事件，虽然从大的角度看，是一次苏北人为了维护自己名誉的抗争，但也折射出苏北人中的知识分子对苏北人自己的不满意。“一个眼泪汪汪的江北人”在其传单中写道，“亲爱的富有同情心的苏北同胞们，我们早已意识到你们日常生活的性质，但是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请你们务必暂时忍受，我们以后会找到办法来帮助你们。你们不能只想到你们自己的狭隘利益。……觉醒吧！觉醒吧！”
所谓的“江北汉奸事件”是指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闸北区，外面谣传说，有很多苏北人在为日本人做事情。而事实上，主要帮日本人做事情的，却并非是苏北人，傀儡政府的首脑是一名说话口音很象苏北人的安徽人。这引起了苏北人的空前大团结，纷纷联合起来为遭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污蔑表示不满和悲哀。
这次事件，可以被认为，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正式存在的一个标志，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它出现于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但韩起澜作为一个外国人，却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族群的身份竟是在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时期被打造出来的。人们本可以期望汉族大统一而不是汉族内部的隔阂。而且，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民族主义鲜有超越省内认同和忠诚的。……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超越族群认同，倒可能提供了族群认同公开展示的场合。而且，族群认同的形成，很可能有助于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人不安的创伤性事件以结构和意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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