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人权在中国，很多时候并不是被当作法律问题，而是被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在讨论着，看上去很热闹，很深刻，可最后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空谈。当民众感觉到自己的人权可能被侵犯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些权利被侵犯了，应该通过什么具体的程序去救济。在这个时候，人权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

对于深圳警方“公处”事件的思考，网友滕云说，“我坚决反对深圳警方的做法。精确的法律解释留待专业人士解释，而人们的反感，我相信由其直觉而来。”那么，专业人士又是如何来解释的呢？一位名叫李明舜的法学教授说道，“一个人违法犯罪了，但依然是公民，公民的合法权益还是应该受到保障。”这话听起来不错，但作为专业人士的教授还是没有——也无法告诉他人，那些被“公处者”有哪些合法权益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被侵犯了呢？法律的依据在哪里呢？又如何救济呢？倒是著名的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用词依然模糊小心，充满了不确定性，“（深圳警方）这样并不能起到多大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相反，还极可能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而且，万一处理错了，也会给被处理人带来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们知道，人权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权利，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中，时间并不长。在过去，我们更熟悉另外一个名词，“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人权第一次被写进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被许多人看来，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一个进步，即使是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具体的一条关于人权需要尊重和保障的话。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就一定比人家美国还好。网友imaqing有一句话说的极好，“反对示众是基于一种道德理想”，以此，人权的保障也应该是我们的一种道德理想，它不但应该是法的外部的道德理想，同时，也应该是法的内在的道德要求———即，作为一种精神也是目标，保障人权应该体现于法律的每个角落，并得以具体实现，否则，也只能是空谈。而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我们似乎更乐于讨论着人权保护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作为法的外部道德目标。

一般来说，人权的外延要比“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大一些，广义的人权是指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作为特定概念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是有宪法规定的，并且，它必须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乃人权的一部分，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却将人权置于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下，那么，这里的人权——我们姑且称之为狭义的人权，受法律保护的人权，究竟是指什么呢？它和其他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言论自由权，宗教信仰权等等权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救济的渠道在哪里呢？不得知。

而这种“不得知”，正是我们长久以来，对我国《宪法》认识的困惑，不但没有解释，也没有与之配套的实施和审查制度，更被明确规定为，不得作为审判所引用的法律依据。堪称世界一流的文本，几近完美的内容，象一只美丽的政治月亮，被高高地挂在了天空。可以让你看，可以让研究，可以让你讨论，就是让你摸不着，但不可否认，它同时又在指导着你前进的方向。

高，实在是高！李敖说，我不要自由主义，我要宪法。可以，但你要它干吗呢？发嗲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