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一场名为“大场”的诗歌朗诵会由诗人记者胡赳赳等人发起，即将在本周日的北京SOHO广场举行，沈浩波说这是诗歌对大众的一次敞开，让我们一边啤酒一边诗歌吧。然而，这个六月将注定属于足球，属于世界杯，人们更喜欢的是一边啤酒一边足球。本就式微的诗歌，要想籍此“走向街头、走进社区、走向广场（胡赳赳语）”，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没准又将是一次诗人对诗人的表演。诗歌朗诵，这个叫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尴尬处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诗歌朗诵的尴尬首先表现为，无论是大众还是诗人自己，谁也无法接受那种千遍一律的对文字的夸张的抒情表达，或情深万丈，或愤怒无比，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也听说过有诗人在朗诵自己作品的时候，一边朗诵一边往肚子里吞吃文稿纸头的，这还能算是诗歌创作的范畴吗，或者，也是一次“行为艺术”？我也曾经问过很多朋友，是否对诗歌朗诵感兴趣，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都是：你说的是联欢晚会上的那种吗？

因为“老子也曾经也过几天诗”（罗永浩语），我想我还是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的。我觉得当前诗歌朗诵的尴尬原因在于，我们总是无法弄清楚诗歌和朗诵之间的关系：诗歌是否必须具有可朗诵性？朗诵是从属于诗歌创作的一个必然要求呢，还是认为它应该也算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我们从朗诵中的听到的“声音”究竟是算诗歌呢还是只是一次朗诵？朗诵是否是对已经作为作品的诗歌的一次再创作——诗歌，只是朗诵者需要的材料。

年初，我在谢有顺的BLOG读到了一篇诗人于坚的文章《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看文章的标题就知道，这是一篇猛文，观点也很明确，“诗歌乃是沉思默想的产物，写作是无声的”，“朗诵里出现的声音既不是诗歌的声音也不是世界的声音，而是诗人解释出来的声音，是诗人的自我雄辩。”据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谢有顺对此文的评价是，“深刻的片面，”但谢有顺并没有进一步阐述“片面”在哪里。有意思的是，不光是谢有顺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其他的诗人好象也没有对此做更多讨论，所谓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之间。我在网络上查了一查，少有能讲到点子上的。

我不好去揣摩其他诗人为什么没有对于坚的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是这几年争吵得大家都累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关当代诗歌和朗诵的问题，一直是很多诗人想谈又谈不通的问题。我就问过很多诗人，十有八九含糊其词，而且，大家也都意识到，目前的诗歌朗诵确实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究竟是出在朗诵上呢，还是出在诗歌的写作上？说不清楚，或者干脆不说。（在我原来的博客链接里，有一叫郭小狼的广州诗人，我好象也问过他，他是怎么回答的，我忘记了，但肯定也没有直接回答。）

有趣的是，早在几年前，于坚并不认为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谢有顺曾经问过他，他的那些“口语化写作”的诗是否具有可朗诵性？于坚告诉他没问题，并说自己也经常朗诵（大声地读？）自己的作品，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于坚和谢有顺的这段对话是出现在哪本书里的，我一下子找不着了，但肯定有这么回事情。

谢有顺认为于坚的观点是“深刻的片面”，这里的“片面”，我想谢有顺大概是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或者大部分）的朗诵是恶心的装腔做势，就去认定朗诵是对诗歌的伤害，或者断定诗歌是无须朗诵的。

我不知道我对谢有顺的解释是否正确，但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对于坚观点的批评。但我却觉得，于坚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不片面，他也许只是没有把有些事情全部讲出来而已。

一．名词之误，首先是“诗歌”。什么是诗，什么是歌，我就不说了，说多了也许会更加的乱了。我想说的是，因为是叫“诗歌”，所以我们写的诗歌难道就必须是可以“歌”的吗？早期的诗歌确实是从口语里发展而来的，是可以呤唱的。这没错，但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诗歌产生的原因和特征来要求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的去创作诗歌呢？我想是没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无论是诗歌的内容，形式，语言背景，功能，意义，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对于汉语诗歌来说，特别是“五四”新诗运动后，诗歌早已不再对格律，音韵等作具体的要求了，区别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形式上，诗歌最大特征应该是仅仅保留了文字书写在布局上的要求，而不应该是可以朗诵，可以歌咏的要求上。

如果我们还把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名词理解停留在我们对古代诗歌的基础上，那么当代诗人创作的作品，能叫“诗歌”的，少之又少。我们还是以于坚的作品为例，他的著名长诗《0档案》全部是以单独的不构成句式的词汇堆砌而成，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是可以朗诵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说他的作品不是诗吗？于坚自己也承认，面对朗诵，他几乎失态。

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当代诗歌换个名词，叫做“行字”呢，如果是那样，我想就没有人会对“行字”是否应该必须具有可朗诵性而产生争议了。我不知道在英语中，poetry ，或者poem，是否也象汉语中的“诗歌”一样，暗合着必然具有朗诵歌咏的意思。

名词之误的第二点是“朗诵”。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对诗歌的要求是“朗诵”而不是“读”或者“念”。是谁规定了，对于诗歌的“声音表达”我们只能是朗诵，连轻轻地默诵都不可以吗？于坚的质疑很清楚，“朗诵一词的出现，使人们误以为诗歌是有声的，但‘朗’是什么？诗歌一定只有“朗”这一个音调么？‘朗’是什么？1、光线充足，明亮、明朗。2、声音清晰响亮。是否还有阴郁黑暗的诗歌？例如‘阴颂’，‘暗颂’，任何诗歌都必须‘朗诵’么？朗诵使本来无声的，在黑暗中的声音被虚构出来，清晰、响亮起来，但写在那纸上的，作者从未发出过声音的东西是什么？朗诵，就是假定诗歌乃是某种在黑暗中未完成的东西，朗诵才是它的出口。”

二．强调诗歌的可朗诵性，存在一个重大的误区，那就是去评判一首诗歌的好坏时，我们必须去考虑它是否能适合朗诵的需要，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一首诗歌，无法朗诵，或者朗诵起来很不舒服，很不好听，那么它就不是诗。如果是这样，我是很想知道，“无法朗诵，或者朗诵起来很不好听”，这有谁来作出评判呢？朗诵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呢？是有谁朗诵呢，是诗人自己吗还是读者，或者专业的朗诵者？朗诵是应该用普通话呢，还是方言？ 

我不清楚朗诵本身算不算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但我想很多人是认为应该算的。我的同学Z君就很喜欢朗诵，他不但喜欢朗诵诗歌，在没有诗歌的情况下，这家伙甚至可以在公共汽车朗诵窗外的商店招牌，沿着南京路，从静安寺一直朗诵到外滩，并能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这几个字都朗诵出声情并茂的感觉来。我很佩服我这位同学，而他也一直把朗诵作为一门艺术在追求着。用他的自己的话说，一首诗歌经他朗诵出来，感觉就不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同样是《再别康桥》我朗诵出来就没有他好听。那么，我想问的是，当我在朗诵的时候，听众从麦克风里听到的是我的声音呢，还是诗歌？我的《再别康桥》和Z同学的《再别康桥》是否是同一首“诗歌”呢？

三．诗歌是诗歌，朗诵是朗诵。诗歌可以朗诵也可以不朗诵，每一首诗，都有属于自己的相对应的声音，这是诗歌创作属于语言创作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声音未必一定要朗诵出来。一首诗，经诗人把它用文字的方式的记录下，呈现出（或者，不用文字，而是用语言直接说出来），它就已经成为作品，已经完成。每个读者，包括诗人本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体验诗歌的语言之美，这样的体验千差万别。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它不光是在内容上给读者提供了可以想象的空间，同样，在语言上，在语言的音韵节奏上，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仅仅是通过耳朵去听别人在麦克风里的发出的声音，诗歌的语言意义就变了。原本“心领神会”的诗歌的声音，因为朗诵而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朗诵无疑是对诗歌的强奸。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朗诵是当代诗歌推广的一种方法，但还是必须明白，朗诵，是朗诵者对朗诵的诗歌的一次再创作，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这样的再创作包括朗诵者是诗人自己。就像电影对于小说一样，导演和编剧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小说的故事重新描述，用电影的语言作再表达，而朗诵对于诗歌来说，是声音对诗的一次再表达。诗歌的语言必然是沉默的语言，也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诗歌写作是诗人内心写作的要求。当下诗歌朗诵的尴尬，诸多不是，不是诗歌的问题，而只能是朗诵的问题，或者，我们对朗诵的认识出了问题，也对诗歌的认识出了问题。

因为数码相机的出现，我们说人人都是摄影师。因为网络的出现，因为“口语化”写作，人人都是诗人的现象也已经出现。不期望诗歌也有一天能象足球一样热闹，但对于目前的汉语诗歌的创作，如果还要把它往“朗诵”的方向引导，可能真是一种错误。我更愿意把胡赳赳等人发起的这场诗歌朗诵会看作是，证实诗歌和朗诵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实验。据说，尹丽川也参加，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会朗诵她的那首“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 这不是做爱 / 这是钉钉子。”她会怎样对着那只象极了“套着金属网的那话儿”去朗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