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1951年，陈寅恪先生全家照


这一年，浦江清先生24岁。1月1日，他在第一篇日记中写道：
自一九二六年秋余来清华至此已一年半。
晴。九时半起身……

这一年，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
这一年，张作霖在沈阳被日本人炸死。
这一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
这一年，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

也是这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从北洋政府外交部手中接管了清华大学，学校的名字也有原来的“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浦先生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旧校长曹云祥向外交部提出辞职。”这一年的清华一共经历了五位校长，他们分别是曹云祥、严鹤龄（代理校长）、温应星、梅贻琦（代理校长）、罗家伦。在9月4日的日记中，先生写道：校中发现无数标语，如“建设新清华”、“实行男女同校”、“经济公开”等。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欢迎罗家伦校长议案，并通过驱逐余日宣、杨光弼、赵学海、戴志骞、虞振镛等五位教授，深夜十二时，全体学生游-行唱歌至五教授家，请其即日离校。

学生可以炒教授的鱿鱼，如此风气，放在今日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清华之发展，浦先生感慨道，主事者皆为外交中人，无论官派洋派，皆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怎么能搞好呢？此话当记。他还引用了著名学者陈寅恪的话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陈先生的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就叫人费解了，为什么不该派送留美官费生呢？如此想法和陈先生自己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吗？不得知。

作为陈寅恪教授的助手，浦江清在其1928年的日记中，二次提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婚事，一是吴宓告诉他的，“谓陈先生将在南方与唐女士结婚。”南方，上海也。唐女士，即唐筼，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杨时逢告诉他的，谓陈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结婚。

早年的陈寅恪有着独身主义的思想，直到38岁时，才迫于家庭的压力结婚。在浦江清的日记中，有很多处提到了自己的这位值得所有中国学人尊敬的老师。特别是在北京解放前夕，形势迫切，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是去是留的选择，或憧憬或迷茫，或悲伤或坦然，浦江清和陈寅恪有着一次意义深远的谈话，那些谈话的内容成为后人研究陈寅恪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境的重要历史资料。《清华园日记（下）》1948年12月12日记录道：“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也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大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陈寅恪）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浦江清的看法到底是不是幻想呢？此次谈话后没几天，陈寅恪先生飞离了北京，而浦江清却选择了留下，等到着一个他自己并不熟悉的新中国的到来。遗憾的是，解放后没多久，浦江清先生却因为胃病而过早地去世了，生命，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应验很多年前，其师陈寅恪对他的看法的判断。离开了北京的陈寅恪并没有像胡适等人流亡台湾或者海外，而是去了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若干年后，他用自己的存在见证了一个幻想的破灭。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幻想破灭的时刻，陈寅恪先生用自己坚毅的品格为百年中国，极其可贵地艰难地保存了最后的一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和立场。

我无法用幸还是不幸去形容浦江清先生的早逝，没有哪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可以逃过后来的那场能把一切有关善良的幻想都予以破灭的灾难。同样需要深思的是，即使是去了台湾的胡适等学人，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幻想的破灭。1949，命运能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也许只是一点幻想，或者，连一点幻想都不应该拥有。

浦江清在其1948年12月16的日记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城内外交通断绝。邮信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也就是说，陈寅恪先生和其家属是分批离开北京的。这和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有矛盾的。陆健东在其书里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和其家属一起离开北京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4页，“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第6页，“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走，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 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习惯于漂泊。”

那么，陈寅恪和其家属当时究竟是一起离开北京的呢，还是分批离开的呢？会不会是浦江清先生记错了呢？这一点对于今人研究陈寅恪来说，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