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这句说是汉朝的时候，汉景帝说的。因为触及到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所以，自汉景帝后就很少有学者去讨论“汤武受命”。所谓“汤武受命”，汤，是指商代的第一任君王成汤，武，是指周朝的第一代君王周武王，他们俩都是通过武力革命篡弑夺位的。 

到了汉代，儒家的思想体系已经基本成熟。有一次，大臣辕固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武二人做皇帝，不是通过合法的任命，而是通过暴力杀戮夺来的。辕固说：桀和纣都不是好的君主，汤武杀之，乃民心所归，他们做皇帝才是真正的天命。黄生说：可是，桀和纣毕竟是君王，汤武是他们的臣子，臣子怎么可以犯上呢？君主有什么不对，做臣子的不去帮助君主改正错误，却反过来杀掉他们自己称王，有这道理吗？辕固说：照你的逻辑，难道我们的汉高祖取代秦朝也有问题吗？

讨论至此，汉景帝觉得如果再讨论下去就要出问题了，说了一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后，“汤武受命”就成了一个敏感有毒的问题。

网友走错门对这句话的看法是：

“关于之前‘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我们仅就源出处来谈这句话，我个人认为孝景是息事宁人。辕固生把话题有意或无意地引到了当时的政治问题上，这对于一般的文人是非常危险的事。辕固生可能想制造一种政治的“说服力”卡住黄生，一劳永逸地赢得优势，而黄生可能直到这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讨论已经离开了学术的范畴，驶入了政治的汪洋之中。至于孝景，这时候也肯定比两者都更深刻的意识到了再论下去如果话赶话将会有什么后果。孝景这句话说的还是很委婉温和的，毕竟“汤武受命”之类的话题一旦和当时政治挂上勾，在他看来情况也太复杂了。如果不是孝景说的这番话及持有的这种态度，黄生可能或早或晚地受到迫害，辕固生也会为自己的聪明所葬送，而孝景和其母窦太后，以及所有利益相关的人都会在这场意外提前的斗争中遭到损失。

所以孝景的这句话本身与“不谈政治”没什么直接联系。孝景可能觉得你们谈经就谈经吧！政治你们也不见得懂，现在什么个形式你们晓得吗？事情捅大了你们这些文人学者又真的能收拾残局吗？条件不成熟，这个问题争论下去只会带来混乱，谁都落不了好。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好。
我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孝景这么做是保全学者，但他这么做确是明智的，处理的也是比较妥善的。

至于这个事件以及这句话是否反映了专制体制下忌讳政治，思想不自由。我想如果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可以这么说，这么去看待它也有某种道理。如果客观地看这句话本无可訾议，“阙如”假如也是一个皇帝说的可能又是一场是非。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情况下说意义都会有很大的差别。不求甚解不好，过度引申也是不好。专制体制的不自由我想没有这件事来做例证一样可以证明的很好。

思想，语言都是很妙的东西，而是是非非自其中不断飞出。人皆生在是非中的，但是没理由把池子无谓地搅得更混。在限制中伟大吧！”

我很认同网友走错门的解读，不但理性，也有其独到的视角。但当他和我提及汉景帝的那句话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吃官司的事情。

“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有读者发现，一版再版的吕著《白话本国史》却在那里为秦桧辩护，认为秦桧议和是对的，南宋根本就对付不了金人。于是，该读者就以“外患罪”之名将吕思勉告上了法庭。一审，二审。最后，江苏省高等法院驳回了读者的诉请，终以“不予处分”结案。理由是，《白话本国史》谈论秦桧虽有不妥，但因写在东北沦陷之前，且又是 “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可不起诉。

虽最终未遭起诉，但这件事情对吕思勉的触动很大，在他看来，既作学问，就应该“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而现实是，真理一旦碰上政治问题，就有可能是件麻烦的事情。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他特别佩服梁启超先生，梁有既不委曲事实，又不会妨害大局的本事。清末民初，有人在当时的《民报》发文章认为“君主立宪制不利于满人”，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讨论，他自己也是缄口不言。在他看来，若说有利于满清皇朝，则将歪曲事实，如果说不利于满清，则将增加君主立宪制的难度。

在我看来，梁的“搁置”与汉景帝的“毋言”具有某些相似性，区别是，梁是学者、臣民。汉景帝是皇帝。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臣民，梁启超都是一个懂得“时宜”的人，也是一个有技巧的人。技巧是学问，“合时宜”“趋时避”更是学问中的学问。有人觉得累，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人不屑，坚信真理第一，死扛到底。也有人则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非要说，也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遗憾的是，或许真是那种在遇到敏感问题时，总能予以“搁置”的本事，使得梁启超不但没有在学术上有大的建树，同时，在政治上，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流质易变”的人物。 

思想和学问的禁锢永远存在，有的来自于政府，有的则来自于所谓的民意。投当局所好不应该，曲学阿世也不应该，抗战的时候为秦桧辩护也不应该。中国的文化人到底如何才是应该的呢？由小见大，大到什么程度？由浅及及深，深到哪里才合适？所谓独立，独立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我相信几千年来，有很多中国文人思考过，但没有一个想明白的。所以，这几千年来，中国也就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到了近现代，学术之衰落更是一塌糊涂。

写《身体日记》的时候，我曾请教过一位老文化人。他哈哈大笑，说时代不一样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年头，谁还在意你写什么啊？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并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