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这一组图片取自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记录片《中国》，背景是苏州的一家面店。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我也不大相信画面中的人物是文革时候的中国人。正像网友丁丁所说，“老太太竟然敢公然吸烟，如果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肯定会当作资本家走狗抓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民国30年代的上海。”更有网友认为，从图片中人物的衣着和餐馆的条件看，当时的人们并不贫穷，应该是文革后“用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是我和朋友钱某较早前在莫干山路50号的一段对话（重新整理）：

钱：我特别喜欢那中年妇女“饭后一支烟”的神态，多满足啊。如果不是发型，确实很难想象这样的表情是文革时候中国人的表情，倒有点三四十年代上海女阿飞的味道。或许，这个女人在解放前就是那个样子，解放后的思想改造和文革并没有改变她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木：那个单独吃面的老太太也是如此，面对食物，她的表情是那样的专注、端庄，甚至是优雅的，你注意了没有？在连续的拍摄中，她都没有抬头看一眼坐在她对面的外国人。旁边那个肆意地啃着馒头的小伙子也是，其他人也是。有一点需要强调，安东尼奥尼去面店拍摄并非是中国政府组织的，事实上，也看不到故意摆设的痕迹，他甚至都没有暴露自己的作为摄影者的身份，而是采用“偷拍”的手法。如果不是“偷拍”，我们未必能看到那么自然的表情———倒不是因为文革年代的特殊，而是中国人面对镜头天生的腼腆和羞涩。

钱：在片子开头的时候，老安也说了，他不企望解释中国，只希望能记录下中国人的脸、动作和习惯。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在生活上的平等和意大利很不一样，他很惊讶于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既不焦虑又不着急的状态之种。也就是说，他原先并不是这样想的。

木：安东尼奥尼看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人看当时的中国，我觉得有着某种相似性。当年他很惊讶，我们现在也很惊讶。他原先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也是如此，文革时候的中国人怎么会是“既不焦虑又不着急”呢？这和我们三十年来，关于文革的记忆、描述、研究、批判，相差不小啊。今人提起文革———1966年到1976年的中国———我不喜欢把这十年简单地直接命名为文革十年，首先想到的，必定是那些没日没夜的政治学习、随处可见的文革标语，没有休止的文攻武斗和各种集-会游-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民革命，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荒诞、残酷、血腥、泯灭人性，怎么会和“既不焦虑又不着急”联系在一起呢？

钱：这里面确实有问题。八十年代，我读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卷本），一方面，我对文革所犯的错误和荒唐而感到震惊，也为书中的那些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领袖们在文革期间所遭遇的不幸而感到愤懑，但同时也有一个不小的疑问，为什么遭遇不幸的都是些大人物？老百姓呢？后来知道了，文革十年，受批挨整的，不仅仅是那些大人物，也有很多老百姓，他们可能是作家，老师，医生，或者昔日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后代，等等，甚至也包括大量的没有任何特殊背景和身份的普通人。数以万记的中国人被错误地戴上了帽子，打倒，乃至冤死。文革之不幸，更不仅仅是指那些直接的受害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疑问依然存在，有很多人挨批，肯定有更多的人参与了批斗，文革十年仿佛就是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只见打斗，不见生活。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哪里呢？

木：是啊。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姜文式的充满豪情的红色记忆，要么就是季羡林等人的牛棚生活，或者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普通人家的弄堂生活、乡村生活在哪里呢？人们面对食物，面对女人和孩子时的基本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普通人，作为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呢？1966年到1976年的中国，难道只有文革？

钱：有一点很有趣，也很奇怪。《中国》长达三个多小时，安东尼奥尼在中国走了5个城市，拍了将近一个月。但我们并没有在片子里看到———可能即是我们今天想看到的，也是老安来中国之前所期待的———那些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和阶级斗争的画面。看到的，倒是一种秩序，人们生活和工作在井井有条的秩序里。也没看到凶神恶萨的表情，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彬彬有礼”甚至是羞涩的，他们就是那些“红卫兵”“工人纠察队”？

木：但还是能感觉到，他的镜头有意无意地对那些文革符号的捕获和停留。说实话，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好的记录片，我甚至有些认同当年《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老安自己说，他不企望解释中国，可事实上，那些镜头本身就是在解释，用电影语言的解释。有些东西是难以避免的，就像我们看现在的朝鲜，总会情不自禁地把镜头对准那些政治标语，雕塑，等等，但是，这肯定不是朝鲜的全部，更不是朝鲜人最日常最本质的生活。无论对那些标语、雕塑，作何等深刻的理解，也只能是浅表性的阅读，因为他们本来就只是符号。于世俗的生活而言，政治永远都只是空气的一种。

有趣的是，二十多天的拍摄，老安并不满意，他似乎并没有拍到他想拍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认为，老安的电影拍的并不好，没有展示出中国好的一面。

钱：老安很惊讶，因为他见到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他想象的那样。中国政府也很惊讶，一个经意大利共产党推荐的著名导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最后居然不是白求恩。他们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应该谢谢老安，毕竟《中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段真实的记录，而在这部记录片里，老安最好的表现就在于他在苏州的拍摄，虽然有些“偶然”和“意外”，但是，很显然，苏州的美丽还是感染了他，让他放下了一直坚持着的所谓的原则和目的，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摄影者的状态，甚至开始抒情起来。

木：我想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以比较自由的身份更直接地深入到了具体的生活。那里没有挥之不去的政治空气，有的，只是世俗的烟火气息。以至，最后，居然会情不自禁地开始为他们意大利也有面条辩护起来。面对着美好的食物，抽着香烟的妇女，特别干净的老太太，肆意啃着馒头的年轻人，谁会去想文革呢？我看不到阶级也看不到斗争，而只有生活。

钱：这么多年，有人画了不少文革肖像系列。用特定的表情、扭曲的面目去达到波谱的目的。大家都这样玩，给谁看呢？脱掉衣服，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有两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