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陈丹青和他的画作《清华研究院》。
画中人物从左到右依次是：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有人认为这幅画有问题，吴宓不够资格，
吴宓只是研究院的行政领导，并不是导师。
如果要有第5个人，这个人应该是
考古学家李济（特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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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博客所记之“怪人”，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吴宓先生（1894-1981），字雨僧，陕西泾阳人。

一   吴宓的旧诗

因为有师徒关系，且又长期在一起共事，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多次提到了吴宓。其中不乏一些批评和情绪，主要集中在吴宓先生的诗作、性格、和感情生活上。

浦在其1928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吴雨僧先生到校招余去谈，因观其《南游杂诗》百首，佳者甚少。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

吴宓本人的专业是西洋文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比，他的旧学底子并不好，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旧诗的创作热情，他不但喜欢写，而且还特喜欢把写的诗送人，尤其是给自己的学生看。（这家伙真的很另类，不但喜欢给学生看他的诗，而且还喜欢在学生面前大谈其爱情如何如何痛苦。）

尊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这玩意儿，还真不能太原则，特别是像碰到吴宓这样的自我感觉好的老师，面子上做到也就可以了。他的诗，我也读过一些，说实话，确实不怎么样，如果非要比较，其情趣大概比现在的那些也喜欢写点诗热爱黑板报的弄堂老伯伯，好不了多少。

我尚且有这样的感受，更何况他当时的那些学生？浦江清说他的诗作“佳者甚少”，郑朝宗也认为“限于天赋，造诣并不甚高”，而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学生，钱钟书就更干脆了，“吴宓太苯”。笨，缺少才华也。徒有诗人之性情，而没有诗人之才情，能不怪乎？而他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还特喜欢显摆，做学生的如果要没意见，还真不象是他的学生了。（我读书时，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喜欢书法，但写的并不好。同学都有他送的字，说是留念。还特谦虚，总要文皱皱地弄一句，“敬请指正”，如果真要给他指正了什么，他就会不开心，搞的大家都很尴尬，纸墨虽便宜，但也不能如此挑战师生情谊啊。）

学生对老师的批评毕竟都是善意的，小心的。对于吴宓旧诗的批评，最不客气的要数胡适了： “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恶心！”一个人写的诗，能被胡适作如此批评，也算是难得了，更何况，吴宓也是有身份之人。幸好，胡适的这些话，并没有公开发表，他只是写在日记里（1933年12月30日），估计吴宓生前并不知道。如果知道，肯定又要生气了，再怎么不好，也不至于要烂到让人恶心啊。


二   吴宓与胡适

读《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和各种版本的《吴宓传》，我发现，吴宓的一生除了和女人纠缠不清外，还和两个人有着重要的关系。一是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陈寅恪，一是年轻时就作为对手的胡适，后者让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负气用事，而后潦倒余生，而在其潦倒余生的过程中，前者成为了他精神的支柱。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和胡适的关系倒也还可以。

吴宓与胡适的关系，可以从前面胡适对吴宓旧诗的批评中看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好过。二人交恶应该始于二十年代，围绕着《学衡》所展开的新旧文化之争。那时的胡适意气风发，那时的吴宓也正春风得意。论地位和影响力，胡适虽好，但两人的差距并不大。一个在北大任教务长，一个在清华做研究院主任，一个思想激进，一个思想保守。都是心高气傲之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文化主张的不同，从学术性的争吵，发展到最后带着情绪的相互鄙视，也就难免了。

性格决定命运。于内，虽然二人都是清高之人，但于外，胡适却更懂得交际，经营，朋友也多，而吴宓不但为人固执，而且还很敏感，胆小，甚至有些心胸狭隘，很难与人相处。先是和《学衡》同仁关系处理不好，自说自话封自己做主编，而后又与清华的老师无法协调矛盾，甚至，连和学生的关系都处理不好，怀疑钱钟书和胡适是一伙的，要排挤他。浦江清在其日记中写道，“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 张荫麟君在《文副》上为文与朱希祖辩论，吴甚怕得罪人，颇不以此为然。张声明再不做批评文字矣。” 

这些问题，吴宓自己并不了解，也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和他交流，他只知道在日记中书写着自己的苦闷，今日遭人讥笑，明日又遭人挤兑，等等。就这样，混着混着，混到最后，国学院的主任不干了，老婆离婚了，甚至到最后，连自己一直赔本为人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都被胡适给抢了过去，自己却沉醉于永远搞不清楚的所谓爱情中，不能自拔。直到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原先衣食无忧的生活突然不见了，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一竟是场空，女人没有，学术没有，文化之理想也早已失败。而此时，他的敌人，胡适的仕途却如日中天。

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迁回北京。无论是校长梅贻琦，还是挚友陈寅恪，都希望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吴宓能去北京，重回清华教书。吴宓自己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他一想到胡适也在北京，居然也就放弃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销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即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 原先充满锐气的敌意，到此时，更多地已经变成妒忌，甚至是害怕和恐惧。

虽然在武汉大学的日子很不如意，但吴宓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北京有胡适在。固执的脾气，甚至让他决定重新再办一份报纸的副刊去对抗远在北京的胡适，而事实却再一次证明他只是在意气用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算是他难得的一次自嘲了。

1949年，武汉解放。带着伤感和失落的吴宓离开了武大，落脚重庆，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开始了他真正的“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生活。渐渐地，人们忘记了他是谁，而他自己却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只是对于曾经意气风发的年华，再也回不去了。1961年，带着难以与人倾诉的孤寂，不顾年迈、也不顾当时的政治氛围，吴宓千里南下广州，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陈寅恪。陈寅恪送他四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

80年代初，吴宓因病无人照顾而回到了故乡。生于泾阳，也死于泾阳。据说，他死的时候，不停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