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下面的这些文字，是我最近记录于笔记的一些随感，它们零碎而散乱，孤立而无力：

                         1.

从民众对上海整治“群租”普遍批评的情绪看，中国人的骨子里大概是拒绝秩序的。但他们同时又渴望保护，这个保护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权力，一个强大的政府，或一个说的上话的人。汪丁丁说，“由于法治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我们中国人不大可能会建立法治”，于是只能退一步，“但我们毕竟可以指望建立一种增加权力透明度的替代‘西方法治’的本土制度”。①

                         2.

读钱穆先生书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以接受他们的观点，即，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也谈不上完全是人治的社会，而是“礼治”。所谓“礼”，就是道德规矩。一个人，一个家庭犯了事，该怎么处理，通常不是有法律说了算，也不是皇帝说了算———山高皇帝远，朝廷管不着，衙门人少，也管不过来，大量的纠纷则是由一帮长老根据道德规矩通过族会商量后作出裁决。所以，在我看来，“礼治”的背后其实一种“自治”。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并没有在意到这一点。

                         3.

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到百姓欢迎南京市政府封杀砍断讨薪民工手臂的建筑企业，不可否认，大多数中国人从内心还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的。北大王跃生认为，“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转轨，把政府扔到一边，普京的治国方略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政府作用。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社会基础上，百姓有一种天然的强政府观念，这是与中国一脉相承的。”②中国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政府权力和资本高度糅合的结果。

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政府，一是传统的文化心理，二是当下的制度所决定的。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也是现代法治的基础。而在我们这里，人大、法院、政府，他们都被称呼为政府，称呼为国家，都是党领导的。所以，好坏都必须有党来负责，有政府来负责。从风险的角度看，这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皇帝、社稷、朝廷，一荣俱荣，一损具损。也就难怪一名弱女子当她在衙门遭遇不公的时候，只能指着苍天骂皇帝了。

读中国历史，每每能感觉到，朝廷强，则中国强。朝廷强，民众不一定幸福，朝廷弱，民众肯定不幸福。我们或许会感慨说，民众总是无法选择的，悲哀的是，这个无法选择恰恰又是他们最初选择的结果。为什么是刘邦？为什么是朱元璋？为什么不是你？

                        4.

很多问题的讨论，最后都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无法认同的分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哪里来的？传统中来的，文化中来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目标。所以，不谈传统，不顾现实，而只谈制度，最后肯定是空的。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必须从本国的传统中找到一个可以注解的地方，否则难以立足。它始终会以一种冲突的状态显现出来，最后要么被屏弃，要么就是乱七八糟。这是过去一百年来的教训，毛泽东革命的成功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尴尬，无不如此。佛教来到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最后不得不迁就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即便如此，因为至今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抵触着，所以，依然摆脱了在民间要遭受嘲笑的地位。传统是一个系统，既是开放的，但又是相对稳定的。

                        5.

国家发改委昨天刚刚颁布了《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似乎很少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可能是不敢了，或是觉得政府应该这样做了。但我还是想到了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学者批评兰州市政府干预牛肉面涨价的事情。在经济学家看来，价格的波动完全取决于市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非规律性的偶然的因素，或人为的因素，但还是需要强调，政府的直接干预，一是不符市场经济的精神；第二，可能是无效的，因为政府行为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但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是否真的是“市场经济”？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建立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我读吴敬琏先生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有疑问，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否想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容是一致的吗？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目标呢，还是一个手段？我们是否真的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准确表达清楚了？就像小孩说，他想吃馒头，跑过去一看，发现他想要的其实是面包，许久以来，他一直认为面包就是馒头，我们也没在意，一直和他一起误解着。

                        6.

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因为股票大涨，很多中国人过了一个爽快的春节，亲朋聚会，别的不谈，就谈股票。一年一光景，2008年的春节恐怕再也爽不起来了。爽的，是证券从业人员，2007年的交易量实在是太大了。一位在证券公司上班的朋友乐滋滋地说道，“今年的年终奖比之去年，如果不能double一下，我操老板他祖宗。”

天热的时候，我曾用心良苦地劝身边的那些人见好就收，没人听得进，6000点，8000点，10000点，最高目标是12000点。每个人都叫我好好看看谢百三的博客，并说我的观点和XXX一样，那个人的名字我过去不熟悉，现在还是记不得。

昨天，股市再跌7个点，指数已经滑到了4420。我又去谢百三的博客看了看，这位坚决反对“泡沫论”的强人，1月12号的时候还在那里喊着：“经济强劲增长，股市坚定向上。”我打电话问朋友，你还觉得谢百三的分析有道理吗？没想到对方和谢百三同一口气，“当然，你难道能否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事实吗？”我只好苦笑，谢百三混帐，那是因为他是教授，作为一个股民，你何必跟着怄气呢？那可是帐户上的钱啊。我也相信中国的未来，我也相信12000点，但就和赌博一样，你的资金和寿命允许你连着博下去吗？你能熬到哪一天呢？

有些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再说就是罗嗦了：中国的股市历来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股市和中国的GTP一样，是任何理论无法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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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到有记者呼吁，《股市暴跌政府不应做旁观者》，也有人说，《政府托市时候未到》。我觉得很好笑，炒股票，炒一只卵啊，为什么不直接叫政府发钱呢？这样的话，人人有份，楼下修自行车的，马路上讨饭的，大家都可以分一点。21世纪已经过去8年了，但我们依然没有解决20世纪遗留下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千年中国最大的变化，皇帝没了，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