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许霆父亲

今天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许霆案重审的新闻。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刘涌案”，两个案件的审理的背后都充满了“民意”的力量。因为“民意”，最高人民法院极其罕见地对已经生效结案的刑事案件予以了提审，原本可以逃过一命的刘涌，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这一次正好相反，我相信，在巨大的“民意”下，许霆案不但会改判，而且还会从轻发落。

由于“民意”一词在汉语里，可以解释为“人民的意愿”，因而，“民意”似乎总是对的，而且必须得以遵循。然而，人民毕竟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抽象的名词，如果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许霆案重审背后的民意，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民”其实是由三类人所构成：大量的媒体，大量的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个人意见的网民，及部分法学专家。他们当然是人民，但也只是一部分，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人的意愿就把它当作是“人民的意愿”，那么，毫无疑问，这对还有更多的没有发表意见的人以及持反对意见的人，是不公的，他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名小偷在菜场偷钱，如果按照菜场里的民意，最好能当场枪毙掉。但如果民意的调查是来自于网络，或者一个贫穷的乡村，我们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信息，“要不是家里穷，谁愿意做小偷啊？”因而，任何针对小偷的严惩，都有可能看作是基于恶法的裁判，甚至被解读为对穷人的歧视。

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民意，其实只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的四种意志中的“众意”，而非法律必须体现的“公意”。只有“公意”才是永远公正的，才是我们常说的“人民的意愿”。在卢梭看来，只有除掉那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那部分，所剩下的总和才是公意。①

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在有的时候，公意就是众意，这也是许霆案和刘涌案顺应民意重审改判，其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原因所在，也是我难以批评的原因所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可能只是某种“巧合”，就象卢梭所说的，“是极其罕见的事”。很多年前，上海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刑案，一位名叫潘萍的年轻女子，因为感情纠纷而遭男友残忍毁容。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潘萍的律师和家属频频出镜，或义愤填膺，或痛哭流涕，民众无不为之动容，甚至连妇联都站了出来。最后，在强烈的民意下，那位有“自首”情节的男友被判处了死刑。然而，过了没多久，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普通民众便开始发思，死刑是不是重了点？法官们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随后发生的几起毁容案的判决中，我们发现，很少再有死刑了。那么，对于已经被枪毙的那位男友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法治的实质是一种精神，我曾经在文章说过，司法之独立，不但要求司法能独立于任何党团、政府，同时也要独立于“民意”。首先，这是专业化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法律是一门专业的知识。即便是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社会，一个案件的审理也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而不是根据民众的情绪由民众直接投票来决定。第二，我们难以确定到底是什么民意，法官所得到的民意到底代表了多少民众，同时，经验又告诉我们，民意不但容易误解，而且，还因为“话语权”而存在一个是否能够表达的问题，甚至极有可能被他人利用。第三，“顺应民意”很大程度上只是体现了“结果正义”而非“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法治的标志，司法接受社会之监督，只能是对程序的监督。由实体法导致的不公，只能通过立法来予以解决，立法的过程同样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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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契约论》 卢梭著，何兆武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39页，第二卷，《公意是否可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