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要求高了起来。在一些人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更有极端者认为，他们应该永远站在政府的对面。

仗着孔子是他们那儿的人，山东济宁要弄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事情正由闹剧慢慢地演变成了一出丑闻。公众的舆论也从极力反对、批评，转为对这个项目为何能予以批准立项的质疑，其中也包括对支持这个项目的69名院士的追问：如此荒唐的一个项目，当初怎么就签名了呢？作为知识分子，你们的立场、使命、良心，都到哪里去了？

作为复旦大学“山东济宁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规划”的负责人，正在北京开两会的，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也被卷了进去。面对舆论的批评，为了厘清关系，也为了更好地讨论，作为政协委员的葛教授站了出来，予以了必要的解释。他说，他之所以参与这个项目，并担任负责人，是其所在学校复旦大学的安排，这是他的工作。

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公众满意，有网友伤心地批评道，“葛教授，这次你真的让我好失望，我在《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读过你不少文章时评，曾经，我以为你是一名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你还是为了三斗米而折腰了。”

很显然，如果葛教授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商人，一名律师，一名建筑设计师，没人会批评他的，300亿的项目，谁不想做啊？而且，这又是组织安排的。问题就在于，他是一名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一名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时政的“公共知识分子”，理应有自己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取向。如果动不动就屈服于所谓的“工作”“任务”“大环境”，那和郭沫若那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呢？

葛教授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他是站在我们国家需要一个“文化陪都”的角度去理解和支持这个项目的，而且，当初他也知道这个项目今后一定会引起舆论的关注。这样一解释，也就巧妙地避开了旁人对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的追问，只剩下项目本身是否合理的讨论，即便有错，那也是学识的问题，最多被人说一句，“啊，又是一名很傻很天真的书呆子”。

“知识分子”出现在汉语里，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曾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也是了了无几。就象苏姗·桑塔格说的那样，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维护正义、挑战统治权威为己任的话，未免过于乐观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也不妨碍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口气批评时政，更不妨碍他们以“知识分子”为由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振振有辞地去嘲笑、批评郭沫若之流有辱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这是他们的工作，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声誉、威望、尊敬，———由此成为权威，或者弄个政协委员做做。

所以，“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犹如“玉女”之于阿娇，仅仅是一个标签而已。我无意于批评葛剑雄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形象似乎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士”。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项目，某些中央领导都已经拍板了，除了进一步利用自己的知识来诠释领导的意图外，他还能做点什么？常在报纸上看到某些著名的法学家，开口西方民主，闭口现代法治，仿佛他就是正义的化身，私下呢，却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人脉关系，帮这个打招呼，帮那个打招呼，甚至还把不懂法的家属弄进法院工作。这些，和阿娇在公开场合说她反对婚前性生活，有什么区别呢？“知识分子”、“玉女”，标签背后的身份隐喻，其实都是“你以为”。

然而，批评的困惑在于，这又是一个所谓的讲究人性尊重个人权利的时代，“不为斗米而折腰”毕竟只是一个虚拟的传统的道德标准。玉女也有性欲，教授也是人。搞笑的是，就这么一个号称300亿的项目，那69名院士可能连一个钢蹦子都见不着。葛剑雄作为复旦大学的老师，能拿到的，肯定也少的可怜。无非也就是可以坐着火车去济宁转转，住住宾馆喝喝酒，见见领导握握手。末了回来的时候，左手拎几瓶高粱，右手挎几只烧鸡，还能怎样？

附：葛剑雄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回应 ： http://q.sohu.com/forum/20/topic/173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