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木有书读

费孝通先生的普通话不是一眼眼差


同学聚会，大家谈起中学时教语文的周老师。记忆中的周老师，是一位比较严格的老人，宜兴人，早年毕业于某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上课有一个特点，没啥废话，一进教室，常常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今天上第几课，把书翻到第几页。然后就开始读课文，读么就读了，但周老师总喜欢莫名其妙地先喊一声“汤”，吓的大家一愣一愣的。没人知道这个“汤”字是什么意思，也不敢问，时间久了，周老师便成了“汤老师”。

直到大学的某个暑假，有同学说周老师生病住院了，一起去看望看望。躺在病床上的周老师，身体很虚弱，讲话的语速极慢，见旧时的学生来，自然很开心。闲聊中，有同学鼓起勇气，问，那个“汤”字是什么意思？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听不懂我们的问题，什么汤？这让我们很尴尬，也就不好再问下去了。幸好，后来大家谈到了医嘱的事情，老师的嘴里突然又蹦出了一个“汤”字，细听之下，终于明白，原来是“他讲”的意思。普通话不好，“他讲”念作“他刚”，连读起来速度一快，也就成了“汤”。

汤老师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做学生的基本上还能听懂。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教古代思想史的老师，姓卢，一口以苏州话为基础的常熟普通话，不要说北方的同学听不懂，就连江浙一带的同学也是一团雾水。如果他上课只是用苏州话，或者常熟话，也许我还能听懂八九，可他偏偏说的是普通话，偶尔还要夹几句上海话。这就真复杂了，因为你压根就搞不清楚，他究竟哪些话说的是方言，哪些话又是按照不标准的普通话在发音。譬如说，“朱熹”，他就念做“之熹”，要命的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他是在说普通话，还特喜欢把“zhi”的音发的特别清楚，以表示不是“zi ”。茄子不叫茄子，也不叫“落苏”，而是叫“落水”，“苏”字怎么会念作“水”的呢？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第二天，没准“落苏”又变成了“落须”。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能把表示慌慌张张意思的吴方言“逗五（恩）逗六（陆）”，讲成“投伍投柳”，心里难受说是“澳门疼”（懊闷痛），闪电也不叫闪电，“划算”（豁闪）。笑死人。

听这样的课，无疑就是听天书。如我不求上进者，但求有趣，也就算了。可同学中毕竟有认真的，于是就提意见：老师，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能不能用普通话上课啊？卢老头很惊讶：我难道说的不是普通话吗？！我伲的普通话不要太好噢。同学一片哗然。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实在受不了了，就给系领导打了一个报告，建议换老师。这让卢老头很伤心，有一次私下里对我们几个同学说，想当年章太炎在北大教书，说的就是一口余杭话，也没见哪个学生抱怨听不懂。时代真不同了。

和卢老师不同，章太炎是一位对文字音韵学非常有研究的大学者，后来的很多语言文字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他不会说官话（国语），有些让人费解。不过，卢老头有一点没说到，章太炎上大课，北大是帮他配翻译的。他说一句，刘半农翻译一句，然后再有钱玄同写在黑板上。上课上到这程度，也真有趣了。放在现在，即使是北大，估计也不可能了。这是时代的另外一个不同。

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其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有一次，他从美国回常州老家探亲，在火车上遇见了儿时的语文老师，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两人就用常州话闲聊了起来。可是，赵元任很快就发现，用常州话说美国的事情，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但又不好再改口说普通话，一是吕老师不懂普通话，二是，既然已经说了常州话，再改，就会显得没有礼貌。这大概也是时代的一个不同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讲话不夹几个英语单词，那也太没派头了，更别提什么常州话、普通话了。对母语的尊重，和对老师的尊重，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